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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将裁量专指对法效果的选择，从而区别于对事实构成的解释，就可让明显不当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分别对应法效果上的裁量瑕疵和事实构成的解释错误，以避免这一窘境。

话语体系则代表了知识体系的价值凝练与传播，已基本形成了以社会主义为内核的价值共识，但在国际话语权方面尚显薄弱。在此基础上，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宪法、外国宪法与比较宪法为主体的完整的宪法课程体系。

律例代表了宪法的法律性。尽管一百多年来，前两者在中国宪法概念界定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有限的认知空间内，仍有不少中国学者努力地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尝试将中国的国情与历史融入宪法概念的塑造之中，以形成中国人对于宪法的独特理解，进而奠定中国宪法概念的自主性基础。本文认为，应当推动宪法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在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开展关于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工作。在传入初期，为了确保中国学者能够准确地理解相应的宪法学概念，在日的中国留学生，甚至日本学者亲自编写辞书来进行阐释。这一局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因阶级分析法的一家独大而短暂中断，但在1982年宪法颁布前后又重新出现，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此后，在作新社出版的《政类法典（甲）：历史之部》、湖北政法编辑社出版的《西洋史》等著作中，立宪主义概念亦频频出现。自宪法学传入至今，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经历了从侧重比较到侧重文本，从单一到多元，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发展过程，并在宪法制定、修改与实施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解释学为根基的宪法学方法体系。[28]参见前注[26]，赵蕾文。

本文旨在加入这一学术行列并拟就现行宪法变迁和发展的模式进一步展开探索。[100]该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市场制度和法规建设，坚决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封锁和垄断，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彭真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在民诉法试行中增加了行政诉讼，参见陈丽平：顾昂然：彭真要我做他的‘法律顾问，载《法制日报》2009年8月12日。此外，即便缺乏明确的立法授权条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习惯性地在其所制定的法律中开宗明义地宣称根据宪法制定本法[16]，以提高相关立法的形式合法性。

从近乎闭关锁国到践行改革开放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转型必然要求国家通过法律制度的重新构建予以及时的回应和支持。[148]相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中包含了很多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共识的要素。

唯有如此，社会变迁才能在毫无合法性争议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并往纵深发展。[135]学界的这些建议也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的认可和呼应。[100]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106]或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

[73]在廓清国家立法权的同时，《立法法》在立法权限分配上所做的另一个制度创新则是通过引人地方性事务这一概念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事实上，这场辩论具有重要的宪法意义。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立法者对这种程序的偏好和依赖将与时俱进、与日俱增且难以轻易摆脱。因此，在强调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前提下，文本的灵活性和变动性均被认为是确保根本大法顺应时代变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特质。

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145]参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废止是两个例外。

同时，立法者、决策者的程序偏好进一步在我国，立法成为主流的宪法发展模式只是验证，而非创造了上述规则。这一制度框架对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如何开展监督以及监督的界限缺乏足够明确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罅隙的填补便是通过立法完成的。

[23]参见《宪法》第126条。因此，何为宪法是值得学界进一步加以更为周延回应的课题。对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宪法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界定。[146]迄今为止，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方面制度建设的期望和呼声最高。（二）其他宪法发展方式受到限制如前文所述，宪法文本已为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预留了三种基本程序途径—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立法授权。同时，该法确立了以合法性审查为主的模式，将合理性审查作为一种例外。

[148]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鹏同志对全国人大行使撤销权持谨慎的保留态度，他主张通过沟通解决问题。四个宪法修正案、31个条文俨然成为展现宪法发展变迁的主要制度载体。

[114]在其他缺乏明确授权的场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自主地通过立法发展宪法是高度存疑的。2007年，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该法修订草案曾经删去了上述规定。

[95]移送管辖的规则却略有不同。[139]前注[117]，韩大元文。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律师法》的主要意义是在人大常委会与人民法院之间构筑起组织绝缘体，杜绝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当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同时，分税制决定通过建立两套相互独立的征税机构确保征管秩序。[20]因此，我国的修宪实践应当引以为戒。

[128]这样的判断并非夸大之词。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应当赋予地方立法机关税收立法权。

[110]《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二款。例如，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65]、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6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67]等。

[17]参见宪法修正案第1条。参见前注（6]，韩大元、王贵松文。

（四）小结：功能等价程序之间的制度竞争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我国修改宪法和解释宪法的制度变迁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立法所蕴含的制度变迁潜能才得以发挥，其在程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才得以展现出来并不断被塑造和强化。参见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涵义，《法学》2005年第2期。[131]《乔石委员长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与生物界以及市场经济一样，任何一种导致和维持某一发展方式垄断地位的一元化竞争格局对于保持宪法的健康成长都是弊大于利。

这样做……不等于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对两院工作的监督职权，而是属于处理涉法涉诉的工作问题，监督法对此可以不作规定。参见王晨光：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权和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权的冲突及其调整机制，《法学》199!）年第1期。

新近实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可视为对上述司法传统的一种微调。[41]此外，在实践中，执政党及其所属部门作为政治机关也可能通过一些制度化的途径干预人民法院的工作。

时至今日，尽管学界对构建违宪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存在广泛的共识（尽管学者们对于我国应当采用何种违宪审查模式也存在广泛的分歧），但以合宪性判断为核心的宪法解释或违宪审查制度实践依然无法迈出实质性步伐。但是即便是（对文本）非常肤浅的浏览也会发现变更宪法的其他方式，惯例和解释是其中最普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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